中国农村制度探讨
——在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农业大学的演讲
胡星斗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特别是在20世纪80年代，农民获得了许多的实惠。但是也毋庸讳言，在农村发展取得了一系列成就的同时，尤其在90年代中期以后，农民的收入减少了，税费急剧增加，中西部许多地方的农民越来越贫困化了。目前，我国“三农”的问题仍然十分突出，譬如农民的社会地位较低，农民没有获得公民待遇。有人甚至激愤地说，存在着城乡隔离制度，比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更恶劣，农民的权益远不如南非黑人。当然，温家宝政府现在十分重视农民问题，16届3中全会提出了“城乡统筹”的思想，浙江等地也在建立农村保障制度。
现在一方面农村的自治取得了成就，另一方面许多乡村的基层民主运作也问题重重，一些干部无法无天、腐败严重，苛捐杂税屡禁不绝，官民关系紧张；由于农村自治不理想，公共生活缺乏，公共事物无人问津，集体财产被分光或私有化光；农村教育仍然是个大问题，辍学的学生很多；农民工的权益受到损害，城市的既得利益者排斥农民；农民大多仍处“小农”状态，缺乏面向市场的有效的引导与组织；农业生产效益十分低下，农产品加工业极其落后，没有形成产业化、规模化、集约化的大农业及其关联产业的体系。有人写诗描述部分地区农民的状况：
农村改革多少年，依然苛政猛于虎；
孩子无钱上学难，徒闻教育是义务；
血泪呼声有谁听，正当权益有谁护？
受坑受害受欺骗，泪水只好吞下肚；
进得城去是民工，又称盲流或黑户；
脚手架上隧洞中，干活只能脏累苦；
最怕走来大盖帽，挨宰挨打还挨唬；
低如草芥贱如土，谁为农民鼓与呼？
这首诗中当然有过激情绪，事实上，中央十分关心农民、农民工等问题。总体上来说，农民是我国工农联盟政权的主要力量，其地位很高。但我认为，以上所说的问题在一些地区也基本上是事实。
毫无疑问，这些问题不解决，将严重影响到中国农村的发展、稳定乃至中国现代化的实现。而要解决这些问题，我们认为关键在于建立社会主义现代农村制度。
一、现代农村制度即现代中国农村应实行的现代化制度，简称现代农村制度，是指既符合中国国情更要遵循现代人类文明规范的民主、法治、公平、高效、开放、文明的社会主义农村制度。现代农村制度是遵守普世价值规范，被发达国家二百年的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制度。中国过去的问题就是不善于吸取别人的经验教训，如国企改革，发达国家试遍了承包制、租赁制等所有的方法，中国还要试，还要交“学费”；再比如治理沙漠，美国通过将沙地、荒地拍卖或无偿赠送给个人，条件是种上树、植上草，这样很快就解决了沙尘暴问题，因为调动了个人主动参与的积极性，个人能从中获得利益。但中国目前还在摸索。再比如，前苏联在战时共产主义时就搞了公共食堂，类于我们的大跃进，遭到了失败，但我们还要搞；前苏联搞大肃反，大搞阶级斗争，错误地镇压了一批人，引起了民愤，但我们不吸取教训，还搞文化大革命。所以我说，要尊重人类文明的成果，不要尽搞些中国特色的畸形的东西。
现代农村制度中所谓的民主，指权力在民、农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基层民主制度。社会主义就是要实现人民民主，我国也一直在推行基层民主选举。也就是说，乡镇、村组的干部应当由村民直接选举、罢免；村务、镇务公开，民主自治，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干部的权力来源由上予（上级给予）变为下授（百姓授予）；民主指权力来源、合法性来源于人民授权，而不一定是每件事的决策都要由民众说了算，所以，有人批评布什独裁是不对的。由于权力的来源是下层，所以官员不是向上跑官、买官卖官，而是向下跑官，讨好选民；干部的行为由取悦上级（向上级负责）改为效忠百姓（向百姓负责）。这样的民主符合中国共产党的人民当家作主的理想。
实行基层民主制度和农民自治制度，是解决农村问题的关键。农民是最大的选民群体，谁得罪了农民，谁就上不了台。要允许农民成立维权的农会和各种专业协会、利益集团、游说集团，以便与政府、资方谈判，维护自己的权益。否则，单个的农民无法与强大的政府部门、权力集团博弈、讨价还价。单个的农民工有资方也没法讨价还价。
发达国家都存在着众多的民间组织、利益集团、游说集团。日本农业人口仅占总人口的3.9%，农业GDP仅占2%，但农民仍然是重要的政治利益集团。因为虽然农民的人数少，但投票意向却有高度的一致性，所以谁也不敢忽视这一票源。为了3.9%的农民的既得利益，日本只好放弃了建立东盟10+3自由贸易区的倡议。
2002年，美国有18600个游说组织在四处奔走，其中3000个组织是关于税收的，2700个是关于预算的，2400个医疗的，2000个外贸的，1900个环境的，305个种族的，605个国际关系的，499个移民的。有人指责，各种利益集团以金钱收买政治家，为之服务。这种说法也是不对的，如美国对公司、企业、个人向候选人、政党捐款都有严格的限制，如一次不能超过1500美元，一年总和不能超过25000美元等。捐款超过100美元就要对外公布捐款人的姓名、住址等，乱接受捐款就会成为丑闻，出过一次丑闻，政治生命也就结束了。政治家最后要衡量：如何使自己的选票最大化？采取对哪些集团有利的政策？实际上，政策是各种利益集团博弈的结果。
而中国农民没有任何力量参与博弈。在决策的时候，农民的利益总是放在了最后。为了保护国有企业，农民办的效益好的企业也只好被勒令关门，许多行业也不让农民的企业、民营企业涉足，参与竞争。国有企业扭亏为赢之时，也正是乡镇企业、民营企业扭赢为亏之日。
在中国的现实生活中，一些地方民主运作得很好，另一些地方农村的民主、自治困难重重，而且农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也经常受到威胁。某县以省重大项目的名义征地，连出让合同、省征地公告也不让村民看。村民刘金维向村支书问补偿款是不是每亩1.2万，见无答复，说了句：“你们不给我们看合同，你们说是1.2万，我还说是6万呢！”结果被县公安局以“歪曲事实，煽动群众闹事”的罪名拘留13天。村民刘长根上访，家被砸，另一上访人员刘金栋商店被烧。2003年6月18日晚10点多，乡派出所4辆警车开进村里，既无证件，也没有逮捕证或搜查证，就强行翻入刘国志家中搜捕。2003年6月20日下午通知村民开会，乡100多人“联合执法队”到场，当场抓走女村民申涛、郭唤云等，年逾70的刘金栋也被拘留10天。刘国志不在，株连其妻，其妻被拘留15天，在押解途中，因与执法人员辩解，手铐越勒越紧，双腕鲜血淋漓。警车离开村时，开得飞快，将70多岁的刘玉波之妻撞倒，不省人事，抢救10来天才恢复过来，几千元医药费无人管。村民不让施工，被逮捕2人，随后警车出村又撞伤2人。村民李善文把自己地里被要求种的应付上级检查的假玉米苗拔了，种了其他东西，被拘捕。从这个事例可以看出，在一些地方，农民作为弱势群体，不但发言权经常被剥夺，甚至生命财产安全也难保。根本没有一点民主的影子，甚至在少数地方实行的是法西斯专政。
2000年安徽省委书记在一次干部会议上就指出：有些干部是踩着别人的肩膀、喝着群众的鲜血往上爬。
所谓法治，指依法治税，依法治农，依法治村，依法治镇，依法自治。法治，首先是宪政，依宪法治国，进行违宪审查，然后一切人依法而行，司法独立，不受行政领导的乱干预。还有，农村的税费、劳务法定。
而在湖南某地一台拖拉机要向11个部门交税费达2千多元。
在河南台前县某乡，不管有没有机动车，农民一律要交车船税；湖北罗田县一个镇的农民还要交莫名其妙的“空间占用税”。这样，农民的税费不是法定的，而是由掌握国家专政机器的少数人任意制定的。
在一些地方农村，顺口溜说：“计划生育是国策，结婚登记是下策”，一些人因为交不起费就不办结婚证，直接同居了。
在农村，还要形成法大于权、国法至高无上、百姓的利益至高无上的新风。司法部门要效忠于法律，不得听命于地方干部，公安干警不得随意拘捕百姓。现在，在一些县乡，任意拘捕、以莫须有的罪名拘捕农民的现象比较普遍。
湖南某县农民熊麦生为村里人减负上访，被县公安局围追堵截，在外流浪4年不敢回家。他找遍了中央个部委、省市个部门，都有批示，县政府就是不理睬。
湖北某县民选主任余兰芳因上访要求清查前干部的腐败、乡镇非法加重农民的负担，而被说成是组织黑社会、网罗上访队伍、造成社会动乱而被劳教。
这些都是一些地方政府无法无天的表现。
不过，在目前的中国，有不少的农民学会了运用党的政策、法律来维护农民自己的权利。如在安徽某县夏桥人均负担300来元，最高时达到400元，附近的良梨每人竟要交700多元。有不少人家贷高利贷交税，有的村干部不管农民本人是否愿意，替其贷出高利贷，然后把帐本交给农民，自己还高利贷去吧。有的农民没钱交，就牵牛扒房，甚至送进县里举办的所谓的“思想政治学校”，就是集中营，在里面蹲马步、大腿劈叉、跑圈、被毒打，上至70岁80岁的老人都得跑圈，有人被逼自杀或逼疯。夏桥妇女王素美组织农民学习法律，以法律维权，多次被公安拘捕，多次被抄家，但她依然率领农民学习法律文件、抵抗非法税费。一次，县里将王素美等人逮捕，召开所谓的“打黑除恶”万人大会，将王素美等人挂牌示众；审判时，王素美却把审判席变成了正义的宣传岗，听众席上不断爆发出掌声，弄得公诉人不敢再提证人出庭，庭长更是不停地檫汗。王素美被群众誉为“第二刘胡兰”。
现代农村制度中所谓的公平，指官民平等、全民平等。要做到这一点，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北京就有100多个岗位不准招收农民工。仅1999年国庆，北京就强行遣返了几十万外地人，许多人被收容，强迫干活。
湖北一个县的官员让数万农民下跪，农民告状，他辩解说：你们的父母让你们下跪，为什么不告状；当官的要你们下跪，你们就有意见？俨然把当官的看作是人民的父母，高人一等。
现在中国农民的人大代表选举权只有城里人的4分之一，这只是不平等的一个例子。
要做到公平，还要消除特权，消除腐败，乡镇、村组的干部要受到农民的监督；城乡制度要统一，农民要享受全部的国民待遇；要建立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农民的负担要合理，司法要公正，农民不受非法的拘禁。
2003年3月20日，32位刚到西安的民工就被警察强行拉到派出所，理由是“没有暂住证”。一直折腾到凌晨4点。每人交了200元的罚款，才放人。其实，这些警察随意抓人的目的是敛财。
现代农村制度中所谓的高效，指精简乡村机构，提高办事效率；现在乡镇政府300人以上，难有效率。还要发展优质高效农业，提高农业的市场化、产业化、规模化、集约化的水平。引导农民进入市场，农户与公司结合，避免风险；实现农村社会化服务、双层经营；农村产权清晰，土地农有；不断提高农业生产的技术水平，进行标准化生产、储存、包装、运输、销售和服务。
可以说，中国的农村比城市更需要人才。发达国家一流的人才学农业，而中国是老弱病残留在农村务农。美国每个农民产粮28万斤，中国2千斤。我国一方面粮食多了卖不出去，另一方面优质粮食要靠进口；水果等的储存、保鲜、运输都落后于发达国家。所以，中国要转变农业增长方式，提高效率和效益。
现代农村制度中所谓的开放，指面向城市、面向全国、面向世界，吸收现代农村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融入全球农村文明体系。农业与世界接轨，参与全球市场竞争；发展生态农业、观光农业、外向型农业，积极利用外来资金、技术、人才；改变自给自足、家庭养老的封闭模式，改革户口制度，促进农村城镇化、城乡一体化。
现代农村制度中所谓的文明，指建立民主、民本、守法、守信、公平、公开的现代农村文明。弘扬民主科学，破除官本位、权本位，反对封建迷信和小农陋习；尊重人权，尊重舆论，以民为本，以人民的意愿、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文明执法，文明行政。可是，一些地方政府是怎样对待农民的呢？
2001年11月8日，某市发生了农民和政府之间的暴力冲突。当地政府动用2000多名武警、近千名警察，镇压民众，数千名农场的工人和该区的农民手持木棍和农用工具，同全副武装的防暴警察展开了一场保卫家园、保卫土地的斗争。冲突起因于地方政府为了自己的政绩，不顾国土资源部禁止开发农用地的规定，多次强行动迁一块富饶的农用地，强行赶走在这片土地上生活了几十年的农民，而给予农民的补偿仅仅为每亩土地120元！在这次反抗中，数百名农民被抓走，几十名农民受重伤。
所谓文明，还要健全法制，打击农村黑恶势力，惩治干部的违法行为，建设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农村法治社会；宣传市场经济的信用价值观，弘扬诚实守信、友爱互助的社会主义道德，建立公平公正公开的新型农村文明。
二、现代农村制度的内容。现代农村制度包括现代农村政治制度、现代农村经济制度、现代农村社会制度和现代农村文化制度。
现代农村政治制度指社会主义人民当家作主的村民自治、直接选举、村务乡务公开、官仆民主、村民监督的农村政治制度。应进一步完善农村的基层民主选举制度，落实村民自治法。湖北潜江市329位选举产生的村主任被乡镇违规撤换的达187人。这是违反村民自治法的，也就是说，地方政府带头违法。
还要严厉惩治假选、贿选、暴力、谋杀等破坏行为。
我们国家有些地方的基层民主选举搞得比较好，规范有效，但另一些地方农村选举中的暴力违法事件频频发生。2002年6月25日，山东淄博农民常京成被候选人的猎枪打得弹痕累累，村主任候选人疯狂地叫嚣：“不选我们就打死你！”
2000年3月27日河北保定市一个村主任候选人李亚东在选举前的头天晚上被杀害。
山东莱阳市河洛镇于家岚村海选的村长鲁言奎的手脚被人砍断，当初就有人警告他：“第一你不要竞选村主任，第二选上了也不准你干，第三如果不听话就拿斧头把你剁了，拿刀把你劈了”。以前的村支书给了砍人的人7000元。村选举前表现活跃的姜云文家的三个草垛被人烧掉。谭格庄镇夏家村的海选主任刘忠平带人丈量前村长把持的黑地，当晚房屋被炸，老母亲的耳朵被震坏。1999年6月，村支书花20000元让人砍断刘的脚，幸亏被发现，才没有受害。沐浴店镇鹤山后董风当选为村长后，被砍数刀，后脑勺2刀，胸口1刀，胳膊上1刀，肋骨被打断。穴坊镇鸭沟村主任程显俊被殴打，颅内出血。
在村务乡务公开方面，也屡屡爆发冲突。
1998年，某市大祝泽村村民因卖地问题与乡党委书记和村支部书记发生冲突：乡书记在村民根本不知情的情况下，以重新登记承包地为名欺骗村民，强行收回土地，再私自将基本农田685.74亩转卖给某一单位，致使该片农用地基本绝收，全村的1700多亩农田也大面积欠收。某单位拨付了2000万元安置补偿费，但这笔巨款却被人私自挪用。2700位村民没有土地耕种，补偿款也没有，等于失去了经济来源。村民们自发到村委会要求看卖地合同，遭到拒绝。村民们提出质疑，村支书置之不理。愤怒的村民便阻止河北农大对农用地施工。地方政府便带领防暴警察及乡联防队员共200多人，开着警车进村。他们头戴钢盔，手握警棍和手铐，企图强行施工。全村人闻知后，全部自愿聚集在施工处，抗议非法占用土地！防暴警察及乡联防队员挥舞警棍冲进人群，对手无寸铁的村民大打出手，打伤三人，摔伤70多岁老人陈大雨，甚至连残疾人朝迎春都不放过。最后，为驱赶村民，动用拖拉机冲撞村民，致使1人残废且不治而亡，8人重伤，40余人轻伤住院治疗，并抓走村民代表刘喜爱和牛明华二人。事后还阻止媒体的采访和报道。
2000年5月中旬，海南省某县道日村的村民和镇政府发生冲突，起因是副镇长吉廷荣来到道日村下令召开村民大会，宣布将该村200多亩的坡地承包给他人，限期要求村民把地里现有的甘蔗、芭蕉、芒果、豆角等拔掉。村民们拒不执行，吉廷荣恼羞成怒，宣称自己要带人开拖拉机推地。村民吉训福实在气不过，在会场上硬着头皮对副镇长吉廷荣说：“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如果再把这块地让别人来承包，我们村民吃什么？子孙后代怎么活？”吉廷荣当即指着吉训福的鼻子说：“你行，你够狠！看我以后怎么收拾你。”说完与随行人员气哼哼地走了。之后不久，吉廷荣就带人持枪返回村里，以整治治安和打击村霸为由企图逮捕吉训福，吉训福不服，与之发生冲突，副镇长居然下令开枪，当众将吉训福打死。
从上可见，建立现代农村制度在一些地方无异于与虎谋皮，确实很难，一些人没有任何民主思想，有的只是专横跋扈。但中国共产党应当有决心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为广大的人民而不是少数官员谋利益。
现代农村政治制度还要求，财务要公开、详细，不许以抽象数字蒙蔽老百姓；应设立农会、村民监督委员会以维护农民的权益，并对基层干部进行日常监督。
可是现实中，经常遇到财务不公开，农民的利益受到损害的情况。一些乡镇政府也不让查帐。山东某镇的书记说：1999年以前的帐就不要提了。副书记强调：查帐不利于团结，会计的帐要保密。
有的地方帐目虽然公开了，但也只写“经营收入”、“支出”等几项，村民也看不出问题。山东鸭沟村正要查帐时，一把火把几十年的帐本全烧掉了，惟独村民欠村里的借款帐本完好无损。
在一些地方，村民的监督等于是一句空话。东莞市的一个村土地基本上全部被征用，村民靠集体分红生活。虽然集体资产4亿多，村级纯收入6千万元，但大部分村民生活困难，每人每月仅100元福利，后来才提到300元。村民有的盖着几条破麻袋为被子。可村里每年公款招待费就达450万元。村里有公车42部，奔驰2辆。1992年村支书以每平米125元的低价将12100平米的村土地卖给市里一个官员的儿子，然后又以每平米380元的高价买回，变相贿赂却合法，村里损失308万。村里搞的房地产开发获利372万，全部被村支书的妻子拿到香港套汇获利。1993年村里将土地7654平米出售给人建加油站，至今未见一分钱，1995年又将7100平米的土地出售给支书的妻子，至今也没有向村里交一分钱。村里的公爵王小车是专供支书的妻子炒汇用的，她一共动用村里3000万炒汇。支书14年一手遮天，新成立的村委会连帐都查不到。
还有，现代农村政治制度要求国家政权或者发言机构中应有更多的农民代表。2003.3.6《农民日报》报道：从公布的政协委员“界别”来看，农民委员68人，占3%，但真正的农民仅1人。9亿农民仅1名政协委员。人大代表的选举权，农民也只有城里人的四分之一。
还要建立现代农村治理结构，改变五级政府的庞大官僚机构的现状，撤消乡镇政府。我国的乡镇政府从20世纪80年代8大员10几个人发展到了如今的300余人，甚至1000余人。所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演变成了行政权力严密控制的畸形的市场经济。乡镇有六套班子：党委、政府、人大、政协、纪检、武装部；7所8站：财政、税务、公安、工商、交通、卫生、粮管；农技、水利、种子、农机、畜牧、渔业、食品等。后来许多地方还又新设了土地管理所、电力管理所、交通管理所、劳动管理所、林政管理所、文化市场管理站（李昌平说，管得农民连中央电视台都看不到了）、环保所、城建所、司法所、检察室，还有经济委员会、文教委员会、计生办公室、工业办公室、人大办公室等。1985年以前，乡镇财税所一般3人左右，后来分成了财政所、税收所，税收所又分成国税所、地税所。乡镇机构臃肿，农民苦不堪言。湖北监利县红城乡财政所105人，加上国税、地税的人超过200人。现在村里有党支部、村委会，有的还有第一副村长、工业副村长，还有民兵连长、团支书、妇联主任、治保主任、调解主任、计生员、水管员、电工等，都要拿工资或补贴。农民的负担怎么可能减轻。
所以，在农村不仅要退耕，还要退人。政府养一大帮人搞管制，不但加重了农民的负担，而且阻碍了经济的发展。特别是，1994年财税体制改革以来，县乡基本上没有什么收入了，只能靠乱收费、乱罚款过日子。有民谣说：中央财政鼓鼓囊囊，省级财政基本小康，市级财政吃肉喝汤，县乡财政让农民遭殃。
还有顺口溜描写乡镇干部：
基层干部雄赳赳，只管种来不管收；
农民兄弟气昂昂，又骂爹来又骂娘。
这达标，那达标，都是农民掏腰包；
这大办，那大办，都是农民血和汗。
集资摊派是万能，无论啥事都能成；
千只手，万只手，齐向农民来伸手；
部门改革越深化，农民心里越害怕。
扶贫小组下乡来，官小可真有口福；
走一路来吃一路，管他是贫还是富。
这些都说明，有的地方政权已经走向了反面。
因此，我主张尽快撤消乡镇政府，建立乡公所，恢复农村自治。理由是：
它完全顺应市场经济的要求。市场经济要求“官退民进”、“小政府大社会”，只有这样才能形成正常的市场、健康的社会，否则，政府机构庞大，公权力横行，腐败严重，农民容易受到种种的不法伤害。所以，发达国家的乡镇都是实行自治的，没有强大的乡镇政府。我国撤消乡镇政府，将有利于活跃农村经济，有利于改善农民的生活状况。
它符合中国传统和中国国情。在中国古代就有“皇权不下县”的传统，县以下的农村是由家族、乡绅治理的。国家只向村收税，不向农户或个人收税。在改革开放前，人民公社也只有一二十个办事人员。那时，农村也并没有乱。中国的基本国情是农民太苦了，农村太穷了，“三农”问题太突出了。要解决“三农”问题，就必须撤掉乡镇政府，代之以自治性质的乡公所、农民协会、专业协会，从而保障农民的经营自主权，按市场规律调整农业结构，解除对土地使用、农用生产资料、金融服务等种种不合理的管制放活农民，拆庙搬神减轻农民负担，根除地方领导的短期行为和形象工程以造福于农民。
它有利于党的领导。有的人存在着根深蒂固的错误认识，以为多设政府、多设机构就是加强党的领导。孰不知这样做，往往导致官僚主义严重、贪污腐败盛行、人民负担沉重、官民矛盾突出。通过撤消乡镇政府，可以改善干群紧张关系，维护人民利益，维护社会稳定。这样做，是在忠实地实践“三个代表”，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生动体现。
它能极大地推动深层次改革的进行。目前，我国村民自治、村主任选举和行使职权的阻力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乡镇政府；从中央到地方的政府机构改革，最难落实的也是作为最末端的乡镇政府改革举步维艰。如果能够一劳永逸地撤消乡镇政府，无疑将极大地促进政治体制改革和行政体制改革，裨益于现代化大业。
当然，要撤消乡镇政府涉及到两大问题如何解决。一是乡镇政府上千万人员的安置。其中，农村教育投入改由县政府负责，教师由县教育局管理，不成问题。对于其他人可由国家一次性拿出一笔钱，“买断”其工作。并且晓之以理，相信有关人员是会面对现实，替政府分忧的。二是乡镇政府功能的替代。鉴于农民的收入远远低于城市居民，农民在新中国为国家贡献了数万亿元的税赋，现在应当取消农业税、农业特产税等，相应地，乡镇政府的征税功能消失；极少数需征税的项目则由县局负责。目前，农业特产税正准备全面取消，其实，农业税才三四百亿元，仅占国家总税收的2%，也应当取消。所谓“七所八站”及其他机构，有的应取缔，如人大办公室、工业办公室、劳动管理所、交通管理站，有的可将管理权交到县一级，如司法所、派出所、检察室、土地管理所、电力管理所、计生办、畜牧检疫站，有的改由乡公所自治管理，如水利站、林政管理所、渔政管理所、种子管理所、环保所等。
如果能够撤消乡镇政府，将大大地促进现代农村政治制度的建立。
三、现代农村经济制度指土地农有、合作营销、财务公开、税收法定、管理科学的农村经济制度。农村土地应自由转让、买卖，其所有权归农户；只有土地农民所有，才能遏止非法侵占农民土地的问题。侵占土地就是侵犯私人财产，等同于抢劫，是重罪。私人财产是现代文明国家所极力保护的。土地国有，必然造成集权，因为土地是最重要的财富，掌握在政府手中，是危险的。
1990年到现在，因为征用土地，农民损失了3~4万亿元。如果土地归农，这些钱就归农民了。
土地还应逐渐集中于种田能手、农场主手中，以便进行规模化经营，同时让更多的农民从土地中解放出来，汇入城市文明之中，这是市场经济、规模经济、工业化、城市化发展的必然；应具有充分发达的农村合作营销组织、行业协会组织等，帮助农民更好地活跃于市场；而不是政府帮助推销。我国报纸上宣传的地方政府帮助农民推销农产品，正说明农会、农民专业协会的缺乏。农村的财务开支应由农民议定，受农民的监督，少量的税收负担应当明示、法定，需要农民负担的其他费用及劳务应当一事一议，民主商定。
在过去50年中，农民为国家做出了很大的牺牲。改革开放前30年农民由于义务交粮、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而损失了7000亿~8000亿元，改革开放后农民至少损失了5~6万亿。如今国企固定资产总量的一大半实际上是从农民那儿来的，可是农民却与国有企业无缘。农民的税费负担却依然沉重！朱总理曾经说：“政府目前从农民手里收取300亿元的农业税，600亿元的乡统筹、村提留，再加上乱收费，大约一年从农民那里拿走1200亿元，甚至还要更多。”而学者分析，实际的税费在5000亿到6000亿，大多数税费都留在了县乡，没有统计报告到中央。许多农民因交不起税费而被关小黑屋，且被强迫下跪。仅2000年媒体披露的农民自杀案就有100多。中国目前每年自杀者28万，大多数是农民。尽管中央政府花了比较大的力气去治理乱收费、乱摊派，但是如果不治本，不对官员进行民主选举、监督，又能起多大的作用？
现在中国到了以工业回馈农业的时代了，至少应当免除农业税等。在封建王朝时代，15岁以下60岁以上的人也可以不交农业税。印度农民也不承担1分钱的社会负担。美国每个农户还平均得到补贴12500美元，种玉米者每人每年补贴3万美元。法国农民每年可得到4万法郎的国家补贴。据世贸组织统计，每年对农业的补贴是，美国512亿美元，欧盟209亿美元，日本204亿美元。另据经合组织统计，1996-1998年，每名专业农民一年获得的补贴为，美国14000美元，欧盟17000美元，日本23000美元。而中国的农民就算不被补贴，也应免除各种税收。
建立现代农村经济制度还包括，农村的生产经营、农产品的加工销售应当科学化，应精耕细作，进行成本控制、市场预测、标准化生产、合同化管理；农村的产业化基地、集镇和住宅用地等应科学规划，不能漫山遍野地建房。农产品的储存、保鲜、运输应采用最新技术成果，以提高竞争力；应搞好农村的环境保护和水土保持（以及防止草场退化、沙化等）工作，发展生态农业。
应建立现代农村环境保护制度。改变单一的粮食经济、以粮为纲、以农为本的传统，改变毁林开荒的做法。据研究，4000年前，黄河流域是郁郁葱葱的原始森林；西周时，黄土高原拥有森林4.8亿亩，森林覆盖率为53%，而现在的全国森林覆盖率仅为13%，航拍和专家分析的结果仅为8.9%；中国历代统治者的思想都是崇本抑末，以粮为本，发展单一的粮食种植业，砍掉林、牧、副、渔、商，结果，重农反而误农（被成为王夫之定律），粮食产量反而上不去。因为重农贵粟，必然毁林开荒，造成水土流失，生态破坏，地力下降，从而导致农业劳动生产率每况愈下。
为了解决政府、军队的巨大供给问题，中国人也只好开荒。西汉开荒8亿亩，东汉开荒7亿亩，至此黄河流域的森林全部倒地。南北朝时，兵燹战乱频仍，中国人开始大规模南迁，长江流域的生态也就面临着威胁。
新中国成立之后，我们长时期内仍然忽视了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大跃进”全民炼钢，大规模砍伐森林；“文化大革命”时“以粮为纲”、“农业学大寨”，梯田修到山顶上，引起了严重的水土流失；改革开放之后，政府虽然开始重视环境问题，但由于体制、制度的原因，环境恶化的状况一时还难以扭转过来——草场无人维护，过度放牧，内蒙古等地的载畜量是草场承受能力的1~3倍，导致大部分草场退化，1/4的草场荒废。清末，左宗棠抬着棺材进新疆，“亲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渡玉门”，左公柳曾绵延3000里，植树26万棵，是中国近代最大的改变西北生态的活动，可是，其后不到50年，树木就被砍伐殆尽。
有人讥讽植树造林为“植数造零”，年年搞运动，年年有形式，年年写官样文章，一些人只顾虚报政绩，不关心有几棵树木真的成活了。报纸上说，每年植树3000万公顷，专家说实为600万公顷，按3年成活35%，只有70万公顷。从3000万到70 万，像是开天大的玩笑！
保护农村生态环境，必须落实产权，明晰产权，明确利益主体，建立合理的所有制结构。应当拍卖荒地、荒漠、沙地等国土，将草场、山地等分片划归个人所有，与个人的利益挂钩。如果产权不明晰，就会产生“共有地的悲剧”：草场为共有资源，镇上的人都去放羊；由于牧羊过度，草场最终会变得寸草不生。美国的沙漠面积在缩小，就是因为荒地、沙地私有化了。而中国现在每年沙化面积在3400平方公里。
保护农村生态环境，还必须建立公民参与的文化。有文章中称：“环境问题从条件恶劣、资源匮乏的外部危机正凸显成为社会失范和文化失落的内部危机，实际上表明我们缺乏足以调动和满足主动参与感的社区生活，缺乏足以应对环境危机的公民文化，沙尘暴其中在我们心中。只靠高高在上的指手画脚，而缺乏社会底部的积极主动参与的制度保证”。所以，我们不应当满足于政府行为：2002年国务院紧急投资540亿元治理沙尘暴；每年的植树造林形式重于实效。如果没有民众的自觉的广泛的参与，环境很可能点上治理，面上破坏，治理速度赶不上破坏速度。因此，这就有赖于建立产权清晰、私人所有的制度，建立一种民间广泛参与的制度和文化。
四、现代农村社会制度指城乡一体化、农村城镇化、乡务法治化的农村社会制度。城市与乡村的社会制度应统一，农民在教育、医疗、养老、失业救济、燃料、住房等方面应享受全民待遇。
现在农民享受不到国民待遇！许多地方的农民患大病就不治而亡，或者导致家庭负债累累，生活极为困难。让农民拿一点，集体拿一点，国家拿一点，难道我们的国家、省市、县乡就拿不出这几百亿，用于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为什么给公务员长工资一下子就能拿出800亿？公款出国一年就能花200亿？公款吃喝一年也至少花掉1500亿？
我们国家把资金都投入了大城市、大医院，乡一级卫生系统都濒临瓦解，全国的病人都涌到了大城市大医院，可是有几个农民看得起病？他们大病拖，小病忍。我国贫困地区三分之一的农民因病死亡前没有看过一次病，而高干病房50%的人不需要住院。为什么农村的合作医疗不能放宽条件？从业的门槛太高了，什么外语水平、职称证书，而农村急需的只是解决肝炎、血吸虫病等基础的医疗和防护。怪不得毛泽东曾经批评卫生部是“城市老爷卫生部”。
中国为什么要维持城乡分割的“一国两制”？曾经有记者问我国的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部长：贵部是否只是城里人的部，不管农民？这的确是戳到了我们的痛处。
建立现代农村社会制度还应逐步改革户籍制度，加快小城镇建设，让更多的农民享受现代城市文明。河南、四川的人口与日本差不多，但大城市、中等城市的数量只有日本的1/10。所以，大力进行城市化，让农民离土又离乡是必然趋势。为此，户籍改革必须跟上。而我国最早提出户籍改革的人，云南省人民检察院的黄庆竟然因为抨击户口制度的不合理，在90年代初被判刑3年。
五、现代农村文化制度指科学、文明、开放的农村文化制度。应在农村确实实行九年义务教育，提高农民的文化水平；农村儿童的入学率应大幅度提高，国家、政府有义务帮助贫困家庭的子女上学；民办教师应国家化，教师体制城乡一体化；新增的教育经费的大头也应在农村。而不能像现在这样，90%的教育经费在大学。
如今的义务教育名不符实，一些地方30%的小学生流失。
现在风行中国的教育产业化是违背人类文明的发展方向的，发达国家的教育经费都是由政府负重要责任的。而中国的教育产业化实际上是政府卸包袱，搞起了高学费、中小学的私有化，穷人上不起大学。湖北监利县某中学开学，一名初中生的报名费竟要交505元，许多农民一年都挣不到这么多的钱。
陕西子洲县榆林南郊农场今年53岁农民景统仕自杀。此前，他知道二女儿、今年19岁的景艳梅以理工类533分的高考成绩被东北师范大学录取，他的两个女儿和小儿子均升入中学，尽管三姐弟一个比一个优秀，但每年近万元的学费成了极大的负担。今年７月１４日早晨，景老汉在家中服下大量的农药后，经全力抢救医治无效，自杀身亡。据说他死后，又给家人更添了“8000多块的医院抢救费”！
通常人们的说法是办农村义务教育国家没有钱。但为什么给公务员长工资一下子就能拿出800~1000亿？公款用汽车一年花掉3000亿，胡鞍钢说，中国一年的腐败额在1.3万亿。而发达国家对公款用车是严格控制的，一个德国女议员因为用公车送丈夫到大学上班而辞职，德国总理施罗德平时只能开私车，瑞典警方在周末可以拦住任何公车，检查是否执行公务，瑞典首相也必须开私家车上下班。
建立现代农村文化制度，还应在农村普及科学知识，推广先进适用的技术；农村应树立崇尚科学反对迷信、崇尚文明反对愚昧的新风，将农村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到新的高度；农民应进一步解放思想，了解世界，吸收现代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在观念意识、生产管理、市场营销等方面与全球接轨。
六、现代农村制度还可分为现代农民制度、现代农业制度等。现代农民制度指国民化、平等化、权力在农、非身份管理的农民制度。
国民化就是农民应享有全部的国民待遇，包括医疗保障、养老保障、义务教育、住房、燃料、财政补贴、基础设施修建、电费价格等方面要与城市统一；
平等化就是农民的社会地位与其他民众应当是平等的，农民不应是中国的“二等公民”，更不应当是“贱民”；而在现实上，一些地方农民的生命如同畜生一样地贱。
2003年7月，陕西省安康市旬阳县桐木乡涌泉村，五天之内就连续发生了三起农民自杀事件。农民为什么自杀？央视《新闻调查》对此进行的追踪发人深省。
自杀者之一是村民李立文(后被救活)，他在退耕还林的地里套种了一些粮食，但他并不明白这违反了国家退耕还林政策。他被乡里要求或立即将粮食作物拔除，或退回国家曾经给予的补助，而且还被罚款560元。但他家里一年的收入连200块都不到，吃盐的钱都没有，连自杀喝的农药都是赊来的。
2000年，李昌平上书后，湖北省委副书记亲自担任监利县农村改革工作组组长，可王书记刚离开，监利县3个月内又逼死了3位农民，一位是因为人民公社时欠村里190元，现在要还1800元，还不起，被关进乡里小黑屋被冻死；第二位是因1995年欠集体3500元，现在要还1万9千元，农民答应还1万4千元，乡村干部不同意，被关小黑屋，数天后，送往医院的途中死亡；第三位是因为对收款小分队不热情，被关小黑屋，身上多处被打，服毒自杀。李昌平说，在监利县每年有上万村民因交不起税费而被关小黑屋，且被强制下跪。
权力在农就是实行农村基层民主，农民享有对村镇干部的选举权、罢免权，享有对重大村务的决策权、监督权；
可是，要做到权力在农，非得进行民主改革不可。改革就是要让乡镇领导受到人民的监督，不能无法无天。山东某县民选村长崔某要求村务交接，镇领导不支持，怕帐本一交出，问题会暴露出来。崔到北京上访，回去后就被当地以“煽动农村不稳”的罪名被逮捕。他要求镇里的宣传车宣传村民自治，可他们宣传的却是“不准村民上访”。崔在选举前，家里的门被人用斧头砍了4个大洞，2万斤地瓜蔓被人烧掉。原村长、支书是兄弟俩，一当就是20年，村务从不公开，谁询问帐目谁就挨打，村里几百万元的卖地款不知去向。
现代农民制度的非身份管理就是要取消农民身份的终身制，把富余的农民从土地中解放出来，加入到城市发展的洪流之中去，进一步保障农村人口的生存和发展等基本人权。
现代农业制度指农业市场化、产业化、规模化、集约化发展的制度。市场化就是农业生产要面向市场，满足市场优质、价廉、特色化、多样化的需求，积极参与全球市场竞争；
产业化就是农业产供销要一体化，公司加农户，形成产业链，大家共享利益，共担风险，进行工业式管理、标准化生产；
规模化就是要加大土地经营规模和农产品加工规模，克服小农经济小块经营的弊端，实现农业生产的机械化、电气化、自动化和智能化；
集约化就是在规模化的基础上运用现代科技成果不断降低消耗，降低成本，保护生态，保护水土（草场等），提高综合效益。
七、建立现代农村制度的核心是建立现代农村政治制度或现代农民制度。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实现官民关系现代化、基层干部公仆化、农民监督法治化。
但现实是，农民的民主权利不断被侵犯。一次，直选的安徽某县的一个村长薛某在村里广播中央关于减轻农民负担的文件，被镇领导找去：“没有镇党委的批准，谁让你播的？”之后，被判刑1年。宣传党中央的政策竟然被地方政府看作是违法的。1999年在镇上20多个村里，真正海选的并不多，薛、夏、王是这类不多的村官中的3位，如今薛被判刑，夏、王皆被镇里停职，可是按照《村民委员会组织法》，镇党委、政府是无权对民选村官停职的。也就是说，基层官员带头违法。
山东4个镇57名村委会成员集体要求辞职，原因是支书包办代替了村委会。镇里只信任他们任命的村支书。这样，民主选举没有什么意义。
以上种种事例说明，建立现代农村制度不是一帆风顺的，几千年固化成型的旧有制度一定会在其中作祟。而建立现代农村制度必须改变旧有体制。
我们国家的农村基层民主选举已经搞了很多年了，可以说，在朝建立现代农村制度方面迈出了一大步；现在，胡锦涛、温家宝政府更是在农村制度和农村发展方面做了很多的工作，如搞合并乡镇、减免农业特产税、粮食流通的市场化改革、户口放松、进行城镇化建设、废除收容遣送制度、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完善农村公共卫生体系、维护农民工的权益等方面都有善可陈，成绩卓著。事实说明，现代农村制度不是强加给中国的外来的东西，而是中国的发展所必需的，是总结中国目前的实践所得出的成果，是符合“民主、富强、文明”的现代化战�